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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皇帝的意思传至内阁与大都督府，朝野上下，无人有异议，更无人敢有异议。

    在一位胸怀开拓寰宇之志、又牢牢执掌绝对力量的帝王手中，大明的体制就决定了皇权的至高无上——一言九鼎，无人能掣肘，更无人敢掣肘。

    为何中国历史上，凡以文臣集团为主导的朝代，皆偏向守成，对对外战争避之唯恐不及？

    宋朝自不必说，往前数，魏晋南北朝、隋唐以降，只要文官集团把持朝堂中枢，提及开战便一片哗然反对，宁可输送岁币、屈辱求和、闭关自守，也不愿轻易动刀兵。

    是文人天生懦弱吗？

    不，其实是文人变了。

    汉唐盛世，文人多出身世家豪强。他们不单单是读书人，更是世家子弟，他们有自己的部曲，有自己的庄园，有世代相传的武学传统。

    诸葛亮躬耕南阳，看似隐逸，一出山便能统帅三军，六出祁山，打得司马懿龟缩不出、不敢应战；

    周瑜更不用说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，是儒者，更是运筹帷幄的三军主帅。

    陆逊火烧连营、杜预平定东吴、谢玄淝水破敌……哪一个不是既能吟诗作赋、论道经邦，又能披甲持兵、纵横沙场？

    那时候的文人崇尚的是“修齐治平”，是“内圣外王”，但从不轻视武功。

    他们读书明礼，亦习武强身；他们坐而论道，亦卧而论兵。

    佩剑更是标配，李白自谓“十五好剑术，击剑为任侠”，腰间长剑随他仗剑天涯；杜甫亦有“射飞曾纵鞚，引臂落鹙鸧”之勇，弯弓射禽不在话下，都是真能动手的。

    那时候的文人佩剑，可不只是风雅，更是一种守护的担当。

    他们心中有强烈的民族大义，有“犯我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的豪情，对他们来说，文武不是对立的，而是相辅相成的。

    而真正让天下风骨、文人精神彻底转向的，是五代十国那段漫长而黑暗的大乱世。

    百年战火，礼崩乐坏，纲纪荡然无存。

    君不君、臣不臣、将不将、兵不兵，“置君犹易吏，变国若传舍”成了常态。

    短短五十三年间，中原更迭五朝、八姓十四帝，皇位如走马灯般轮换。

    那些骄兵悍将，今日可拥立你为帝，明日便可举刀弑主，毫无忠诚可言。

    文人在这乱世之中，更是命如草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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