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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雨落在玻璃上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

    佐拉太太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，翻开了第一页。

    法文译本的纸张偏薄，边角裁得不太齐整，一看就是平装版里最便宜的那档。

    但字排得规矩，行距留得宽，读起来不费眼。

    第一段写的是一九七五年的华夏，某个县城中学的大院坝。

    雨和泥浆混在一起，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漫流。

    佐拉的眉头皱了一下。

    她教了二十年英国文学，审过上千篇学生论文，对文字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挑剔。

    任何矫揉造作的修辞，任何无病呻吟的抒情，在她这里活不过三行。

    但这一段没有修辞。

    泥浆就是泥浆，雨就是雨。

    没有人站在旁边替读者感叹这场雨有多冷，或者这片泥地有多凄凉。

    它就那么摆在那里。

    佐拉的手指在第二页的边缘停了一拍，然后翻了过去。

    食堂里的午饭场景铺开了。

    学生们按照家境分成三等，甲菜、乙菜、丙菜各排一列，

    最前面拿白面馍的是日子最好的，中间是玉米面馍，最后面是两个黑面的高粱馍。

    一个叫孙少平的少年站在最后面那一列。

    他等所有人都走光了，才低着头走过去，从那个连菜汤都见不着油花的菜盆里，舀了一碗清汤。

    佐拉的眼睛在那段文字上移动得很慢。

    她注意到了一个细节。

    翻译用了一个法语词，“fUrtivement”，意思接近“偷偷摸摸地”。

    但她联系整个段落的语境，觉得那个词放在这里并不准确。

    那个少年的动作里没有“偷”的成分。

    他只是在躲。

    躲的不是食物，是别人看他拿黑面馍时的目光。

    佐拉的后背往沙发靠垫里陷了一寸。

    她想起了什么。

    一九九二年的冬天。

    围城战进行到第八个月的时候，城里的补给线被切断了。

    面包从限量发放变成了抢。

    联合国的救援物资一到分发点就被一抢而空，

    分到手里的往往只有半块硬得能砸死人的黑面包，掰开来里面带着绿色的霉斑。

    她记得隔壁楼的那个银行职员。

    四十多岁的男人，围城战之前每天西装领带，皮鞋擦得能照人。

    排队领面包的时候，他总是站在队伍最后面。

    拿到那半块发霉的面包，他不当场吃。

    他带回家，关上门，用刀把霉的部分仔细切掉，

    剩下的掰成小块码在盘子里，一个人坐在餐桌前慢慢嚼，好像那是一顿正式的晚餐。

    后来那个男人死在了一次炮击里。

    佐拉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，重新戴上，继续往下看。

    灯光暗了一下。

    公寓的电路老化，一到雨天就不太稳当。

    佐拉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上那个被林阙换过的灯泡，

    嘟囔了一句“该死的电线”，起身从橱柜里翻出一根蜡烛，点上，放在茶几边角。

    蜡烛的火苗跳了两跳，在墙上投出一个晃动的影子。

    她重新坐下来，把书凑近了些。

    孙少平开始在煤矿里干活了。

    那些描写体力劳动的段落密得喘不过气。

    背石头，拉煤车，在又矮又闷的巷道里弯着腰爬行。

    汗水把衬衣浸透了干，干了又浸透。

    脊背上的茧子厚得像鞋底。

    但这个少年在干完一天活之后，会在宿舍里就着矿灯看书。

    灯光太弱，书页上的字模模糊糊的，他就把脸凑到离灯芯只有几厘米的地方。

    眼睛被熏得发红，第二天满脸煤灰的皮肤上挂着两道干涸的泪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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